大汉的制度无论多么纷繁复杂，但归根究底也就是官僚制度、财赋制度、选拔制度、官学制度、律法制度等等，但最重要的也就这几种，无论改动哪一个，都会影响到社稷的命运。

张温、卢植等人提出了一揽子改制计策，其中的宗旨就是“儒法兼融，以法治国”。在这一揽子改制计策上，突出体现了“隆礼重法，轻赋薄徭、唯才是举，严刑峻罚”四个具体的施政措施，尤其是“严刑峻罚，乱世当用重典”这个恒久不变的定律在所有改制计策上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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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隆礼重法，官学上就要逐步做出重大调整。既然是调整，那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在学术上的矛盾就不会于短期内被严重激化，同时这个办法也能极大地缓和两派官僚在政见上的巨大分歧，有助于通过和实施改制之策。

轻赋薄徭的目的是富民强国，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纯粹依靠农耕在短期内增强国力，击败遍布天下的叛逆，很不现实，所以依照治理北疆的经验，老臣们还是决定实施本朝初期的农工商并重之策，全面彻底放开盐铁茶等各种产业，鼓励营商。现在的商贾和过去的商贾有很大的区别。大汉经这几十年的卖官鬻（yu）爵，家产丰厚的富豪商贾们不是入了“士”藉，就是成了官宦之家，身份早已今非昔比了。官、商在今日的大汉已经混为一体，界限模糊不清，这“商”就是想禁也禁不掉，反而让朝廷丧失了很大一笔税利，所以还不如彻底放开，增加国库的收入。国库有钱了，才能赈济灾民，才能出兵平叛，才能做到轻赋薄徭，否则，这轻赋薄徭、藏富于民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

唯才是举是大汉选拔人才制度的主旨，近四百年来一直如此，但为什么到了后来却无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导致吏治腐败到了极致，后来竟然出现了真正的贤能之士只能依靠李膺、郭泰、许劭这些名士点评才能入仕的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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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的选拔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贤能之士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入仕。

一种是无定期的，比如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这时新皇帝往往下一道诏书，命令各州郡举荐贤良到朝廷入仕。又比如碰上灾荒之年，天子往往也会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替朝廷效力。这种选拔不定期，也无固定的举荐机构。地方郡县可举，三公九卿、朝廷大员也可举。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拔，也是不定期。比如朝廷要派人出使匈奴，需要通匈奴语、能吃苦应变的人才，朝廷里需要的一些比如晓习治水，熟知天文的特殊人才，天子常常下诏征求。如果自认有这方面的才干，可以自举。各级官员也可以举荐。

还有一种定期的选拔，就是选举孝廉。所谓察举孝廉就是地方郡守长官在本地发现孝子、廉吏后，举荐给朝廷，这制度从孝武皇帝开始，一直沿用至今。本朝有一百多个郡，每年有两百多个孝廉被举荐到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一样马上就能当官，他们大多安插在皇宫郎署里做一个郎官。十几年以后，就有两千多个。过去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也只有二千人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全部变成了郡国孝廉。这些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的补吏出身。于是孝武皇帝以后，本朝做官的人渐渐都变成了读书人出身。

本朝当时的这个制度非常好。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学业完成后，到地方郡县为掾属小吏。有了成绩后，再经郡国长官察选到朝廷，又经朝廷一番规定的考试后，才开始正式入仕。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朝廷的所有官吏，几乎全由此途径出身。本朝自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开始，历任宰相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拔而来，因读书成才而入仕途，和权贵官僚富豪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个制度到了光武皇帝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郎署里的人才太多，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数不胜数，于是本朝无定期的选拔和特殊选拔制度就搁置了，仕途仅仅剩下了孝廉察举一条路。但就是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命令分区察举，然后又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察举。当时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察举一个孝廉，于是孝廉成了一个抢手货，这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完全丢失了。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又加上了一番考试，如此一来，原来察举孝廉的用意就彻底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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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选拔人才，最先必进太学读书，这样才能获得补吏的身份。做了补吏后，才能获得察举的资格。这种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拔，再由选拔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的四个阶段，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弊端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