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难以置信地说道：“司马防说，设立古文经博士有可能引发天下大乱，而你说的更玄乎了，一个古文经博士难道就值得朝中大臣们如此争吵，连国事都要放弃不问？”

贾诩说道：“大人，这不仅仅是设立一个博士的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仕途和财富问题，更是门阀世家权势争斗问题。”

董卓头一晕，不说话了，听贾诩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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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皇帝独尊儒术之后，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传》作为最高法典，奉为神圣，不准怀疑，并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学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对儒学经典加以诠释，遂出现并形成了“经学”。经学的谶纬化，导致《觳（hu）梁》的出现及今古文之争。早年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突出人物就是扬雄，扬雄把儒学看成是做人的学问，他认为儒家精神应该是能以平常心对人对己。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其子刘歆等人奉旨校订皇家图书，整理先秦古籍，历二十年而成《七略》，同一时间刘歆校勘了许多残本古文，他认为古文文本要比今文文本可靠，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结果遭到贬黜。刘歆忽视了许多问题，一是本朝以经学为生的人太多了，一旦朝廷把古文经学也立为官学，那吃经学饭的人就更多了，大家的仕途、财富、声名都要受到影响；其次，古文文本没有得到全面整理，没有太多的人研习，古文又为大秦国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没什么人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我大汉确立经学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治国，今文经学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今文经学早期对大汉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古文经学典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刘歆的提议虽然没有得到认可，但他所校勘的古文却因此流传了出去。

此后，一些笃信古文经的儒士开始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如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许慎的《说文解字》，马融注解的《周易》、《尚书》等古文经诸书，这使得古文经学逐渐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古文经学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尤其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王朝的宗法和礼乐文化，而恰恰是这一点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焦点。

古文经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经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因此《周礼》成为两派论战的焦点。《周礼》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经学家的诘难，如硕儒何休就贬斥之为“六国阴谋之书”，而刘歆、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古文经学家相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有完善的官制和丰富的治国之道。《周礼》对官员、百姓，均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而这正是现在的大汉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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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现在明白了没有？”贾诩问道，“今古文经学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治国之策的争论。今文经学主张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而古文经学主张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两者之间的治国之策有天壤之别。”

“由于本朝皇统屡绝，皇权旁落，外戚、奸阉和门阀士人权势交错，造成门阀势力日益崛起，到今日终于成为决定大汉命运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他们眼里，儒学理想的实现和宗族门第的财富权势是相辅相成的，门阀士族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大汉国的利益，道德、名节、抱负和博学成了他们乃以生存的基础。大人，你看看现在的征辟和察举之制最后选择了哪些人走上朝堂治理国家？有大人吗？有我吗？”贾诩悲哀地摇摇头，“是杨阀的杨彪，袁阀的袁隗，是马阀、张阀、许阀……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就是一个郡县小吏而已，治国只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为什么会发生党锢之祸？”贾诩看看神情落寞的李儒，摇头道，“说白了，不过就是洛阳的皇权和地方门阀士族的权势之争而已，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利益之争、财富之争。”

董卓望着贾诩，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胡子。他还是有点没有明白。

“太学里有十四个今文经博士，设一个古文经博士，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古文经学一旦公开授学，研习古文经的士子大量增加，不可避免的就要产生治国之策的改变，而这种情况，无论是天子还是以习今文经学出仕的官僚，都无法容忍。谁愿意白白丢失权势和财富？”

“光武皇帝中兴大汉时，需要大量士人相助以治理国家，光武皇帝迫于形势于是设立了一个《左氏春秋》博士，结果此议遭到了今文博士们的激烈攻击，公卿大臣们也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了。到了孝明皇帝朝，因为研习古文经学的名士、大臣越来越多，朝廷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孝明皇帝无奈之下诏告天下，允许《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等四经可以公开在私学传授，但依旧不立博士。孝章皇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之议是本朝今古文之争的第一个高峰，但古文经学依旧败北。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此。有多少人愿意改变延续了几百年的大汉治国之策？又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权势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