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若是某些重量级人物在借谣言造势，那就不得不防了，他们费这么劲去造势，不惜挑拨离间，那么必定还有后手。

朝中的大人物虽然不少，但杨逸用最笨的排除法，仔细排除之后，得出的嫌疑人物也就十个八个。

实际上，经过了几年改革，新党之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哲宗在位时，新党的精力主要放在夺权，清算旧账上。

到哲宗突然驾崩，加上外有辽夏夹击，接踵而来的危机促使新党不得不抱成团，同舟共济，共渡时危。

绝不能否认，新党之中同样也是良莠不齐，并非个个大公无私，同样有很多人营私舞弊，损公肥私；

之前这些问题，一直被滔天的政治洪流掩盖着，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谁也没时间去理会。

那天杨逸和清娘在小酒馆之中，就听到了不少地方官员的作风问题，士子们谈及这些问题时，只是对某个官员评击，并不能深入了解其中的复杂性。

而杨逸站在权力的顶层，却能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正所谓一叶知秋，许多东西，只要感知一些细小的变化，就能用概率学分析出它的全貌来。

经过初期抢夺政治主导权的激烈碰撞，还有为了新政的施行，以雷霆手段劈开死气沉沉的政局，这些都是必要的。

而到现在，新政已经慢慢为世人所接受，旧党之中很多人在看到了新政所带来的积极一面之后，原来反对的态度也没那么坚决了，开始在静静反思……

因此，雷霆手段必将慢慢出历史舞台，这和乱世用重典，治世以宽仁是一个道理。

接下来，对内应该慢慢营造一种宽仁大气之风，这其实才是华夏的底蕴所在；

游牧民族每每只知行强蛮的雷霆手段，而不知宽仁治世之道，这正是他们总是很快消亡的原因之一。

因为没有一个宽仁的社会环境，人们总是生活在高压之中，许多东西就会被扼杀，绝对不可能出现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景；

整个社会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没有创造性，没有方方面面丰腴的肌体，就象游牧民族一样，再耀眼也只是暂时的，绝不能长久。

杨逸是真不想再施雷霆手段了，但新党内部的问题慢慢浮现出来，这些问题已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

绍圣初年，新党刚刚上位，当时从朝堂到地方官府，充斥着的全部是旧党的人，新党虽然掌握了中枢，但仍如一个人沉溺在浩瀚的汪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