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对新党大搞政治迫害，新党被打击得一个不剩，是他们开启了贬谪岭南这扇政治魔门，是他们弄出了元丰榜。

特别是元丰榜，只因政见不同，他们就将新党全贴上奸佞的标签，张榜公布天下，开启了正真的党争之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算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李定因为私怨，迫害苏轼的乌台诗狱被无限的放大，即便千年后，几乎仍是人尽皆知；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除了首相蔡确遭殃外，几乎所有新党成员都被牵连进去。

李定针对的只是苏轼一个人，还是因为苏轼在李定不为母守孝一事上，一再讽刺李定而引发的，整件事带着很浓的私仇色彩，谈不上群体性的政治迫害。

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是按着元丰榜名单一个个的贬，新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如此浩大的政治迫害，却被刻意的淡化了。

相对乌台诗狱，知道车盖亭诗案和元丰榜的人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

旧党斗完了新党，还不过瘾，他们自己又分为几派继续斗，互相拆台，捉对踢打，真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这群人把朝野搞得乌烟瘴气，而竟然成了后世历史公认的君子，请问他们君子在哪里？

废除新法之后，元祐九年间，内斗、党争就几乎成了这些君子的全部工作，正如李清臣出的那道恩科试题描述的一样：

自元祐科举考试恢复以诗词歌赋为主，选出的进士多是夸夸其谈，没有什么实际能力。

废除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机构却没有完善，使百姓更加困苦。

廷议役法好坏，九年没结果，弄得役法一团糟。

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顺它北去，九年来争论不休，搞得年年水灾泛滥。

割让土地去讨好西夏，结果适得其反，西夏气焰更嚣张，九年间起兵攻宋多达四十三次。

放弃税收利润，说是给百姓好处，工商业反而停滞衰退。

李清臣的这道恩科试题，是用铁一般的事实，给元祐九年间这群君子的工作做了一次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