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翻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

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

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