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基辛格可以确保安排的事情隐秘，但他无法强制其他学生和助教的思维。

他门下其他学生，不是小国的王太子，就是大使的儿子，要不就是产业巨头和财团家的公子小姐。

顾骜充其量只是一个投机得手的“暴发户”，在开放的加州或许有人高看他一眼。

但在信奉旧钱、把所有富一代统统视为“暴发户”的美国东北，是绝对没人拿他当回事儿的。

在美国东北，你要受人尊敬，不仅要有钱，更要至少从你爹你爷爷开始就有钱。富超过三代别人才觉得你是上等人。

所以，基辛格非常稳，他宁可慢慢等，让顾骜自己表现出折服其他同学的学术素养，然后再不着行迹地安排顾骜一个出差的“学术任务”。

如果顾骜证明不了自己，说不定基辛格宁可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到时候就由着买可否冷跟李根瞎折腾好了。

他本来就已经离任四年了，又没有辅佐李根的义务。

只不过，看在李根是时隔四年后，代表供核档重新入主白宫。基辛格作为一个供核档的元老，基于“供核档人，同气连枝”之心，想帮衬一下，免得闹出出格的举动，丢了美国政府的威望。

（历史上李根确实也办砸了，如今的交易，到86年彻底被曝光，形成“伊朗门”事件，差点儿跟水门事件一样严重到弹劾总统。）

但基辛格做这一切的首要前提，都是保护自己不要暴露，也就是把尺度控制在“利人不损己”。

会连累他人的猪队友，基辛格是绝对不碰的。

基于这种推演，顾骜忍不住想：“那如果我演砸了，会怎么样？要是我的学术水平，看上去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学，是不是就能甩锅了呢？”

但他仅仅想了几分钟，就发现不能这么干，很危险。

他至少要表现出，跟他在国内时相仿的实力——也就是跟他在《外交评论》上发表过的那些成果，一样的功力和深度。

因为无论是突然变强，还是突然变弱，都是容易招致别人怀疑和深挖的。就算一时之间人家没多想，将来调查“伊朗门”前因后果的fbi探员挖地三尺，总有人会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