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三个人又抛开了维尔福检察官的事情，谈论了一些最近的政治话题，以及揣摩接下来的政坛动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揣摩哪些人可以为波拿巴家族所用。

谈到这里的时候，诺瓦蒂埃侯爵总算来了精神，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对这些问题埃德蒙-唐泰斯基本插不上嘴，只是在旁边静静听着，并且默记着，犹如上课听讲的学生一样。

说到最后，诺瓦蒂埃侯爵对如今的时局做出了总结。

“在如今这个年代，厉行专制政体已经不合时宜，尤其是在觉醒后的法兰西，一位君主无法纯粹依靠刀枪来把他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国民身上，甚至无法无视他的政府和议会，他只能和现有政体携手共治，并且接受人民严苛的审视和评判，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仿佛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论点似的，他又继续解释，“先皇在1815年复辟的时候，就抛弃了他在帝国时代的独断权威，宣布自己要实行宽容的政治，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争取到民心；而等到波旁王室回归之后，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想要回到旧时代，但是他们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路易十八国王颁布了《宪章》就是明例，他知道如果不做出宽容的姿态，那么他会立刻跟哥哥那样被法兰西人民推翻……可以预想得到，在人民如今对查理十世国王的倒行逆施普遍不满的今天，陛下如果想要争取民心，势必也要做出比之前更加宽容的姿态。”

“可是……陛下不是一个宽容的人啊……”特雷维尔侯爵叹了口气，“我跟他共处了一段时间我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虚心的人，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但是他也非常执拗，一旦做出什么决定，就不容许他人质疑，非要把它完成不可……让陛下宽容别人冒犯自己的权威，实属不易。”

按理说来，这些话特雷维尔侯爵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身为臣下不能妄议君主，不过此时此刻在座的三个人都是波拿巴党派内的核心成员，因此私下里说出来并不犯忌讳，甚至有一种“和陛下足够亲近”的感觉。

埃德蒙-唐泰斯对此也深以为然，他在陛下身边呆的时间要更长，自然也更加理解那个少年人。“陛下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却一事无成的人，他是个实干派，而且深信自己一定是对的……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缺点，如果没有这些特质的话，他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了。”

“你说得对，对蠢材来说，固执很危险，但是对聪明人来说，这绝不是缺点，因为聪明人往往顾虑太多瞻前顾后，殊不知大事都是那些一根筋的人干出来的，罗伯斯庇尔被推上台的时候他受过治国的训练吗？他没有，但是他就是靠着那股执拗的狠劲稳固住了国外入侵和国内叛乱的局势，不管掉了多少脑袋，这都是他的本事——我虽然也被他追杀过，但是我承认这份本事。”诺瓦蒂埃侯爵微笑着回答，“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法，在默默观察这个国家已经快半个世纪了，虽然现在我已经赋闲在家，但是我仍旧关注着新时代的脉搏……所以我认为，陛下需要一边执拗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一边却要有适应这个时代的手腕，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把位子坐稳。”

“愿闻其详。”埃德蒙-唐泰斯顿时来了兴趣。

诺瓦蒂埃侯爵知道基督山伯爵是陛下的心腹，他今天在伯爵面前所说的一切，一定会很快被传到那位少年陛下的耳中，所以他也鼓足了气劲，拼命想要把自己的“谏言”说得更加透彻，以便让陛下听取。

“首先，他要与议会合作，并且把它当成一个需要尊重的立法机关而不是纯粹的执行机关，但同时他也要想办法驯服它，让它配合君主的每一个行动，把他的意图光明正大地合法化，我们的国民毕竟还相信议会是代表他们的！”

“那又该怎么做到呢？”埃德蒙-唐泰斯再问。

“自从波旁家族复辟以来，我已经观察十几年了，我们的议会就像个大客栈，各种派别随着民意的波动而不断地更换着席位，每次都会给君主送来意想不到的客人。对于庸君来说，这会让他们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如何应付纷乱的局势，以及每个两三年就变了个样子的政治风向；而对聪明的君主来说，这恰好是他左右逢源的机会，他可以把自己隐藏在议会的吵吵嚷嚷之后，用首相和大臣们来面对这种纷乱的争吵，把自己隔离于无休止的争吵之外，超然地施展权力，并且拉拢那些御用的反对派。”诺瓦蒂埃侯爵低声回答，“我亲身参与过1789年那个伟大的制宪议会，那里虽然有些人也是无聊的庸人，但是却有着好多个伟人齐聚一堂，那真是个群英荟萃的场面！相比较起来，如今的议会里都是一群卖弄口才却蝇营狗苟的小废物罢了，只要施展手段，可以轻松驾驭他们。”

从诺瓦蒂埃侯爵的语气当中，埃德蒙-唐泰斯突然察觉到了——侯爵给自己的定位、或者说他对陛下的开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