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经贵第二天便找机会向施耐德告知了自己牵肠挂肚的事情，施耐德倒也算耐心好，听他说完之后还帮他打了几个电话安排相关的事情。阮经贵虽然不太明白施耐德为何要拿着一个小黑匣子自言自语，但他听施耐德所说的内容，倒是与他的事情都有关联，当下也不敢发问，只是站在旁边静静等待施耐德把电话打完。

“你申请的宿舍没问题，回头你自己去民政部拿钥匙，都安排好了。”施耐德先给了阮经贵一个好消息，接下来话锋一转道：“不过你说的那个武森好像有点麻烦，我中午约了颜总吃饭，到时候你跟着去，自己给颜总说说好话吧！”

自从“海汉军工”开始掌管对外的军火贸易之后，商务部和军方之间就走得很近了，两个部门的头脑们经常会聚到一起，商量一下近期的军火销售状况和下一阶段的销售策略。而今天这顿工作餐也不例外，施耐德和颜楚杰碰头的原因，便是要商量接下来对福建方面的军火销售策略。

在海汉对福建许心素集团开始实施军事扶持之后，许心素原本被“十八芝”所压迫的被动局面就逐渐有了好转。原本在1628年就被郑芝龙干掉的许心素不仅成功地挺过了生死关，而且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接连打出了几次漂亮的反击，让“十八芝”的士气大受影响。而年底时称霸广东海域的刘香团伙也在海汉海军的炮口之下吃了瘪，率部下退回到福建广东交接的海域，其名下的控制区至少缩水了三分之二以上，实力也在这场战事中大打折扣。由于福广两省的战事均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十八芝”今年对漳州附近的攻势便大大减缓了，甚至隐隐有缩回台湾休养生息的迹象。

“十八芝”的回缩便让许心素有了更多掌控福广海域海上贸易的机会，福建方面非但因为战事的减少而降低订货量，反倒是希望从三亚购买到更多的武器，以便早日对盘踞在澎湖和台湾岛的“十八芝”发动打击。在知晓了海汉海军于珠江口水域大胜刘香海盗集团之后，福建方面甚至提出了想要购买海汉战船。

相比财政上捉襟见肘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安南朝廷，垄断了福建大部分海上贸易的大海商许心素底气显然要足得多，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海汉军工”给安南朝廷的战船报价，直接便让身在广州的董烟云与驻广办联系，声称可按海汉的开价订购战船，而且一开口就要十艘。

这个消息在昨天才通过电报发回三亚，主管“海汉军工”的白克思最近都在田独工业区忙活，一时不能脱身，于是执委会便将这个事务交给了施耐德，让他与军方共同商议之后再向执委会提出是否可行的决议。

对于这件事，颜楚杰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确：“出售陆军使用的武器可以考虑，但海军作战舰艇，我认为不可以出售给有能力给我们制造威胁的势力。我们现在虽然跟许心素有军事方面的合作，但今后我们要进军台湾海峡，势必会跟许心素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到时候他要是钻了牛角尖要跟我们干，那卖给他们的战船岂不是成了我们自找麻烦的糊涂招？其他的可以商量，但卖船这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

施耐德道：“但这个单子大啊，十艘船，算上武器装备，那就是好几十万两银子了！以之前的报价来计算，毛利率应该超过100了吧？十艘‘探索级’，以造船厂现在的规模，不用半年就能完成，这笔生意还是很有赚头的！”

“军火贸易又不是只看经济效益！”颜楚杰盯着施耐德，态度毫不相让：“如果以后要跟许心素开打，要剿灭这十艘我们卖出去的船，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到时候说不定连本都折了！”

施耐德眼睛转了转道：“或者我们想想别的路子，比如说要求他们每年定期把船开来三亚做维护保养？”

颜楚杰摇摇头道：“这个行不通。我们对安南提出这种条件，是因为安南那边根本就没有大型船厂和所需的船坞，没有条件对战船进行维护。但这种说法拿到福建就行不通了，那边的造船厂比我们开的盐场还多，一般的修修补补他们自己就能完成，许心素又不是傻子，肯定不会答应这种条件。”

“要不把技术标准降低一些，让造船厂改型，生产专门的出口型？”施耐德没有被难住，接着又提出了另一种方案。

“这事我已经跟越之云他们商量过了。”颜楚杰应道：“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如果订单太少，设计制造新船型的费用就降不下来了，因为战船上的很多零部件都已经采用了标准化生产，要改型就涉及到一系列的生产环节。而且战船改型不像陆军武器，可以把技术代差拉得很大，在我们把蒸汽机帆船投入使用之前，海军现在所用的战船跟传统的中式战船，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差距。我们即便专门设计一个出口型号，跟我们原本型号的战斗力差距也不会太大，这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种隐藏的风险。”

“这么大的订单，放跑了就可惜了啊！”施耐德听了颜楚杰的说明之后也知道军方的担忧不无道理，但眼睁睁看着几十万两银子从嘴边溜走，又觉得实在有点不甘心。

现在开始建警校，然后对外招生进行培训，固然是解决警力缺口的途径之一，但这种方式有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周期过长，大概需要几个月才能见到实际的成效，而眼下的治安状况显然不可能留给司法部太多的时间。

当然任亮同时也提出了另外一种比较快捷的解决途径，那就是从相关部门人员和有过类似从业经验的移民中招人，边培训边上岗，以此来缩短人员培训时间。

作为执委会下属的暴力机关，属性相似的“相关部门”自然便是军方了，不过军方挖司法部的墙角容易，司法部想要再挖回来可就难了。颜楚杰的态度很明确，现在计划中的几处海外据点还存在着不小的兵力缺口，军委正打算进行新一轮的征兵计划，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把人员分给司法部，那就不是扩军而是裁军了。

后来还是在陶东来的协调之下，军委选择了一种比较折衷的做法，即让一部分服役一年以上，在历次作战中受伤的人员退伍转业，纳入到司法部的编制。这些人由于伤情所限，虽然已经不再适合踏上战场，但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和纪律性，转行从事治安工作还是比较能胜任的。而司法部对这种人员所设置的门坎也拉得很低，只要脑子清楚、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就行，对身体残疾状况也没有硬性要求，下肢受伤的可以做内勤，上肢受伤的可以去一些机关做门卫，总之只要没瘫痪在床，都可以安排工作岗位，由此也能看得出司法部的人员缺口大到了何种地步。

这种安排对军方来说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样既帮他们减轻了人员负担，同时也能在参军入伍的民众当中留下个好口碑——为执委会征战而受伤的人，至少还有进入公门这个退路，不至于说战后给点物质奖励就撒手不管了。

除此之外，从移民当中挑有经验者进入司法部，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办法。事实上这个方法从去年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前来投奔海汉的移民当中不乏有在公门里做过事当过差的人，而这部分人往往都拥有一定的治安管理甚至是刑事侦破的经验，入职之后上手的速度也比较快，一向是警察司乐于收纳的人员。

三亚港警察中队的队长余震以前就是崖州衙门的捕快，被巡检魏平说动之后投了海汉，然后进了警队，短短半年多时间，便由见习警员一路升到了中队长。当然了，余震能升迁这么快，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警队的确没什么专业人才，大部分警员都是放下锄头拿起警棍的新手，余震这种经验者的表现在其中就会很快凸显出来。

而阮经文的状况有点不同，他虽然出身军界，但由于是降将，短期内进入民团军服役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军方最后还是没能争得过任亮，让他把阮经文连同其他一批南越降兵中的基层军官给要了过去。不过有限的南越水师俘虏从兵到将是一个没放，这批人军方打算自己留着，待甄别之后用于充实尚不够成熟的海汉海军。

阮经文虽然也算是贵族出身，但他能担任城防军参将倒并不完全是凭借家族背景，自身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家族从他小时候便培养他走习武从军的路子，刀枪等兵器都是从十岁之前就开始修习，也曾上过与北越作战的战场，立过军功，与那种绣花枕头式的纨绔子弟完全不同。

以安南人的平均身体状况来说，阮经文算是长得比较高大壮实的一类，很顺利就通过了基本的体检和一些简单的体能测试。前两关的检验通过之后，绝大多数人的入职体测就到此为止了。不过像阮经文这种在个人档案上被标注了“有习武经历”的人员，还得额外加试一个环节。

任亮专门向军委申请了一个班的海汉民兵，担任这些考生的模拟执法对象。当然了，想要让这些执法对象乖乖伏法，那考生们就得拿出自己的本事才行。

虽说只是个模拟考试，但军方也不愿被警察司给瞧低了，派过来的人都是1627年入伍的“老兵”，练过擒敌拳，有过战场格斗的实战经验，普通的警察肯定是很难在他们手里讨得了好去。

虽然这批考生都有习武经历，但却并不是人人都有格斗对战的丰富经验，一下场动手，往往便被民兵们三下五除二给制服或放倒，看得几个考官都是连连摇头。

阮经文的表现显然在这群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与他对阵的民兵在徒手交锋中很快就败下阵来，任亮又点了一人上去，依然是不敌阮经文。眼看这种单对单的比试，民兵们应该都不是这南越降将的对手，任亮索性便中止了比试，询问阮经文还有什么能够展示出来的本领。

阮经文也知道此时是为自己搏前程的时候了，当下便讨要了一根木棍，然后耍了一套棍法，虽然并不是什么名家绝学，但倒也像模像样，一看便知应该是下过了多年工夫。几个考官讨论一番之后，便将阮经文划进了防暴大队的编制当中。

“这防暴大队，莫非便是防止暴民的队伍？”阮经贵听他说到这里，便忍不住问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