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现有的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下到基层去显然不太现实，各个执委们除了要参与日常的执委会管理规划之外，也都有各自负责的专门领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公社扮演监工角色。

“不仅仅是干部的任用问题，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陶东来解释道：“老百姓当中的矛盾是解决不完的，就算不是新老移民之间的观念差异，也还会有其他的事情引发矛盾冲突，我们要做的是在公社中建立起有效的疏通和调解渠道，是一种解决矛盾的有效机制，而不是临时派几个高级干部下去坐镇一段时间。有了成熟可靠的管理机制，我们今后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不然再过几年我们恐怕得为了今天这种事情而疲于奔命。”

“老陶你意思是要搞社员自治？那不就是村委会了？”已经从陶东来话里琢磨出了几分味道的白克思问道：“但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会跟我们的公社管委会之间造成权力重复。”

“不是简单的复制我们所熟知的村委会，而是要把公社更全面地纳入到民政管理体系中来，把管委会的职能扩大化，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行政管理、组织生产和维持治安的机构，更要深入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更细化的组织机构。我这么说可能太抽象了一点，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还是画图吧。”陶东来说罢站起身来，走到会议室前方的白板前，拿起笔开始了自己的讲解。

“我们之前的公社管委会就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滴油，无法渗透到老百姓这一碗水里去，所以管理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并不是管委会人员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设计这个管委会的时候对职能上的考虑不够充分、细致，同时工作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陶东来转过身，一边在白板上写字一边解说道：“我现在所设计的这种基层组织结构，我称之为‘根系式’管理。”

“何为根系式管理？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请大家一起参考。”陶东来在根系式下面当真画出了一副类似植物根系的图谱，然后一一标准上名称。

农技会、农民教育、文体健康、红白理事、寺庙宗教、生产互助、农村金融、公共治安维护、民间纠纷协调……陶东来一口气写了十七八个名称上去，让这副根系图的内容立刻充实起来。而围观这副图的执委们，脸上也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这些组织机构可以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管下成立，比如农技会、生产互助会可以由农业部来监管，而治安维护、纠纷协调可以由军警部监管，红白理事、宗教事务可以由民政部门监管，以此类推，管理人员还是这些人，但可以把这些细化的职能性机构权力下放给社员，而我们只履行指导和监管的责任。”

“这些半独立的基层组织能够有效地协调社员之间的关系，同时给社员之间，社员与管委会之间建立起更多沟通对话的渠道。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指望管委会的几个人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把什么事情都管完，但就是没想过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老百姓，让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我知道大家都会担心旧时农村的宗族式管理体系，但我们采用这种新兴的管理结构，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宗族关系对我们推行农村政策的干扰！”

“不够的方面就要进一步加强！”陶东来已经想到了某个办法：“我们俘虏的那批明军士兵，现在放出来不是已经分配到这两个公社里了吗？从他们中间找几个机灵点的出来，定期给新社员做做报告，忆苦思甜，才知道好日子得来不易嘛！”

“这个可以有。”宁崎立刻对陶东来的主意表示了赞同：“有亲身经历者的现身说法，这肯定要比让他们走马观花地看看劳改营更有用一些。我看甚至可以直接从劳改营里挑改造得比较好的人来做报告，像那个整天跟在任亮屁股后面的小鬼子就不错。”

“你说高桥南？那家伙的确是当监工的好手，任亮把他提拔起来之后，劳改营的劳动效率比以前提升不了。不过据说那家伙下手也挺狠的，明人和日本人还稍微好过一点，那些东南亚猴子可是被折腾得够呛。昨天吃饭的时候跟任亮闲聊了几句，上次俘虏的东南亚猴子差不多已经死了一半了，这里边估计有不少都是被小鬼子给弄死的。”颜楚杰言语之间毫不掩饰对那些个头瘦小皮肤黝黑的东南亚人深深的敌意。

“这小鬼子中文说得如何？要是社员们听不懂他说什么，拉来做报告也没用。”顾凯对宁崎的建议有些担忧。

宁崎笑道：“放心吧，这小鬼子自从进了劳改营就在模仿任亮的普通话，还会一点海南官话。现在他的口音比我教的识字班那些学生还标准点，做个报告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就是大的方向得有人帮着把把脉，免得他胡说八道。”

“话说回来，今天这案子的判罚轻重尺度到底该怎么掌握？”顾凯眼见话题越说越远，赶紧又提起了正事：“照我们之前定的规矩，在公社打架斗殴，依情节轻重判罚劳改一个月到半年，不过当时制定的这规矩的时候可没想到会出人命，现在该怎么办？是延长劳改期还是杀人偿命？”

“我建议不要轻易判死刑，这搞不好会引起社员的不满情绪。”宁崎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也觉得不判死刑比较好，但是如果不判死刑，这会不会引起民众对我们执法力度的怀疑？”颜楚杰提出了新的问题。

“关于判罚的尺度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陶东来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考虑到社员对我们的认同度，如果他们认为我们跟大明官府一样有法律上的权威，那么不管是判死刑还是判劳改，那么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如果他们并不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所作出的任何判罚都会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考虑调整判罚尺度来取得民众的认同。而农场公社的这些社员显然是属于前者，我认为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在案情已经很清楚的情况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