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道：“不用，你什么也不会！”

冷檬道：“我可以学的啊！求王总给个机会吧！”

王林看看手表，也懒得等郭玲玲她俩，便道：“那你就跟着好了。”

冷檬跟上王林，还说了声谢谢。

王林来到地下停车场。

忠叔已经开着车在电梯口等候。

王林来了后，直接上了车，吩咐忠叔去原申城美专。

明天开始第二轮签约活动，今天要做最后的宣讲。

今天的宣讲，不仅有爱秀集团的项目小组参加，还将有街道办、政署相关部门派人员协助。

王林并不是真的放弃这个项目，他是在以退为进。

如果这个项目真的这么难以拿下，那王林决定先退一步。

不过他的真实意图并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其实在九十年代初期，拆迁工作相对来说更容易。

因为这个时期的人均居住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申城这么大的城市，人均住民面积居然只有4平方米。

特别是1978年知青回城以后，住房就更加紧张。

那一年，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光申城一地，就有几十万知青在同一时间回城。

大量上海知青回城让本就住房紧张的申城住房矛盾更加突出。有的人家，一大家子七八口就一间屋子，晚上睡觉就把席子铺在台子下面，小小的阁楼就搭了三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蜗居在弄堂的小房子里，杂乱拥挤的住房是申城人的“里子”，是上不了台面的。

90年代初期，申城有数十万户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还有3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5平方米。有人时常形容申城的住房是“鸽棚”，此时改善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是市民最大的愿望。申城的动迁也是从90年代正式启动，这一阶段的动迁主要是围绕旧区改造，解决居民居住矛盾，改善居住环境。

王林对这个时期的动迁细则是十分清楚的。

有文件规定，动迁采取“数砖头”的方式，按照被拆迁房屋的面积给予产权调换或作价补偿。

互换的新房建筑面积24平以内且不超过原建筑面积的，按成本价三分之一出售，超过24平，超过部分按新房成本价出售。按照原面积互换后仍居住困难的可按标准超面积购房，超面积部分按成本价计算。独生子女安置时可增加2到4平。选择作价补偿的还可给予额外补偿标准50的奖励。并且根据该拆迁细则，拆迁人应迁移到市区边缘地区安置，若要求在原地安置的需要根据原址建造的商品居住房与边缘地区商品居住房成本价差购买。

这种补偿标准在那个市民居住条件很差的年代，补偿是属于恩赐式的分房，赔偿能满足的仅仅是改善居住环境。

而王林给予大家的补偿，明显比这个细则规定的要好得多，甚至要好几倍！

这也是王林当初跟周霞说，我们肯定能拿到100的签约率的信心来源。

他给出这么好的条件，但这些人却贪婪无度，居然提出来要一人一间房的要求。

王林一气之下，这才决定退却。

他相信，不管谁来接手这个地皮，都不可能有他这样的优惠的条件。

一路上，王林想着事情，没有说一句话。

车行迅速，到达原申城美专前坪。

这里绿树成阴，种着不少香樟树。

走在申城的街头巷陌，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停下脚步，看着路两旁的行道树发呆，郁郁葱葱的树荫，藏着申城人的情结。

一棵棵树与这座城市经年累月的厮守，俨然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春赏景，夏遮阴，秋观色，冬看姿。

法国梧桐几乎占领了申城的街头，挡住一季盛夏的树荫，美到落叶不扫的深秋，难怪有人说“头顶上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滩”。可春夏交替的这一两个月里，梧桐的球果会大量落地，毛絮四处飞扬，总是让行人苦恼不已。

而香樟树树形壮观，四季常绿，枝叶繁茂、冠大荫浓，有股子樟脑的香味，更具街巷间的人间烟火气。

王林到了以后，告诉周霞他们：“五点半开始宣讲，你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签约率低于80，那我们这个项目就要取消，这个斜三地块的动迁工作，将交给政署负责，政署的动迁标准，想必他们都十分清楚。”

周霞听到这话，马上明白王林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放弃这个项目。

只不过商人逐利，明显没有利益的项目，也就没有做下去的必要。

王林指着不远处的红光路爱秀大厦，说道：“这个项目做不成，我们可以往西边扩张，红光路以西的地理位置，比起这边来差不了多少，但地价却更便宜，动迁起来更容易。”

周霞深以为然的道：“行，那我们就先看看第二轮签约的结果。”